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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商学院|刘志彪:疫情对产业影响的特点、风险及政策建议

新皇冠肺炎的突然爆发将对中国的工业经济、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从总体上和长远来看都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总趋势,但其性质和程度将因行业、地区和企业而异。凭直觉,这一流行病对第三产业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负面影响,其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国内服务业的影响。与深深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相比,这种流行病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和现代产业链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中国服务业的负面影响。从疫情防控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出发,我们前瞻性的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可以进一步探讨,以促进我国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1。新皇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工业经济影响的一些判断

我们对疫情对中国工业经济的严重影响有以下基本判断:

1。疫情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首当其冲。目前,预防和控制新的冠状肺炎流行的最有效方法仍然是隔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为病毒感染创造机会。由于服务业,尤其是传统的消费服务业,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不可分割性、产出异质性和不可储存性的特点,这些防控措施的副作用显然会首先影响到服务经济,服务经济的比重和规模已经占据了中国一半以上的领土。

新的冠状肺炎在短时间内突然爆发,使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服务业,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目前,各种需要面对面服务的消费服务,尤其是交通、餐饮、酒店、旅游、商店和娱乐服务,完全依赖于疫情控制和传播的周期。一大批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濒临破产。甚至一些大型航空公司也开始裁员。

考虑到中国的服务业目前占国民经济的近60%,其增加值超过50万亿元,这一流行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当时,中国服务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此外,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人际交往的密度、频率以及经济和社会影响都远低于目前的水平。

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来看,疫情不仅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离而减少消费机会和服务需求,还会因为服务生产者的关闭而减少服务供给。此外,这种失去的需求和供给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在流行病之后被“抢”回来。

其次,这种流行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不如表面上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那么直接,但实际上它可能更深刻,更具破坏性。这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有关。生产性服务业是为企业服务的服务业,因此决定了新皇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传播机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产出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产业链中的所有上下游企业,而不是直接影响面对面的最终消费者;第二,在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企业已经突破了生活服务业生产和消费不可分割的产业特征,如研发、产品设计、网络品牌营销、企业管理服务、金融服务等。它可以不同程度地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分离,线上和线下的分离,甚至是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消费特征,如各种平台软件和系统软件的生产活动。

根据这两个重要特征,可以推断,在控制和预防新皇冠肺炎疫情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时,首先应注意保持和维持其产业链的紧密联系,以防止由于链中某些环节的中止或堵塞而对上下游企业造成影响。防止负面效应的连锁反应对生产性服务业更为重要。第二,在局部隔离过程中减少接触和防止交叉感染,一些适合在线发展的生产性服务活动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但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如网上购物、游戏、服务外包、家庭办公、远程视频会议等。第三是流行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类似于下文将要分析的对现代制造业的影响。

由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在发达国家一般占其服务总量的70%以上,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也占第三产业的50%左右,可以预测,这种流行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小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首先,绝大多数消费服务属于14亿人的刚性需求。无论发生什么灾难,这种需求都不会发生很大变化,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要大得多。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密集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决定了产业结构的程度和方向。因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将直接影响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不符合普通人的直觉,也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三,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可能大于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疫情对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在于疫情期间劳动力供应短缺,以及由此造成的工业系统和劳动系统分工的中断和现代产业链的可能暂时中断。对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来说,由于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有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我们判断这一流行病对制造业的影响可能大于对服务业的影响。

主要原因之一是服务业需求刚性,尤其是消费服务业,这决定了疫情不会影响中国超大市场的需求基础,只会降低对需求弹性较大的服务的需求,如社交礼仪服务、娱乐业、旅游业等。企业倒闭影响了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第二,从关联反应的角度来看,服务业的产业链一般比制造业短。与现代制造业产业链中某些环节的收缩相比,服务业最终需求的收缩和变化通过内生反应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在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根据供应链运作的基本规则,当制造供应链中的某些环节被关闭时,就会出现“牛鞭效应”现象。也就是说,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需求波动往往大于供应链下游面临的需求波动。在向供应链上游持续传递需求信号的过程中,其波动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将导致宏观经济层面的经济萧条或繁荣的循环。因此,如果疫情控制周期出现延误,制造业产业链的暂时中断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是疫情负面经济影响中最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

特别是对于深深植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业来说,这种流行病的最大影响实际上可能会扰乱中国国内外的长期供应链生态。因为在疫情期间,一个是供应链中的中国备件供应商,由于劳动力供应不足,通常无法及时生产和交付货物或交付不足。第二,该企业的供应成本将降低

疫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短期外生冲击。但是,从短期来看,工业经营可能遇到的风险无非是流行病造成的工业供求双向压缩、工业供给成本的急剧上升、供给效率的下降、一些企业将面临的现金流风险、中小企业破产和破产的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失业影响等。这些潜在的风险已经被广泛认识,有些已经暴露出来。这篇文章主要关注人们可能忽略的三大经济风险。

1。疫情蔓延和恢复工作与生产的时间越晚,对服务业的打击越大,就越会推动经济增长下行。国庆节和元旦长假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过去主动延长了。过去,在宏观供求失衡的背景下,积极延长假期是一个独立的决定。这不仅有利于减少产能过剩的供给面,而且可以人为地创造巨大的需求,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增长。然而,在疫情爆发期间,商品和服务供应商的库存停止,增量基本消失,而需求方被压缩到生存所需的水平。

2。疫情扩散得越深,恢复工作和生产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导致大量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增强大企业的市场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各行业的产业集中度。虽然中小企业很灵活,但它们很难抵御风浪。目前,一些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已经岌岌可危,一些暂时无法重返工作岗位的企业的收入和支出已经恶化。没有营业收入,但刚性支出,如员工保护费用、隔离费用、工资、社会保障、租金、贷款利息等。保持不变,再加上它们可能被感染并导致完全关闭的风险,这将对这些企业的持续经营构成重大挑战。相比之下,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此不太担心。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病将严重打击中国的私营经济。

3。疫情蔓延和恢复工作与生产的时间越晚,就越有可能扰乱全球供应链秩序,中国制造企业也越有可能脱离全球价值链。中国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使得中国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体重。这种影响反映在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这一事实上。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数据库,中间产品平均占世界近200个经济体进口总额的21.7%(中位数)。换句话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占了相对较高的比例。中国供应链的暂时中断或流行期的延长将严重抑制世界经济。为了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和自我控制,各国在疫情爆发后极有可能重建供应链。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新贸易协定(USMCA)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试图通过税收优惠和其他措施将这三个国家生产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75%,这将导致中国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的退出。

3。基于防疫控制的中国产业发展政策优化。

不久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帮助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重返工作岗位和恢复生产。例如,在疫情期间,为了保护企业的生存和企业的现金流,他们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支付、分阶段降低社会保障支付标准、租金减免和延期支付以及相关的退税和减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我想对预防和治理过程中影响我国工业和经济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长期的思考和建议

2.调整新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以稳步增长和结构调整为方向,着力提升全社会信息系统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网上交易和机器替代产业。2003年非典过后,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当前5G阶段,新的冠状肺炎疫情可能客观上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产生新的产业类别、服务模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如下:(1)政府应增加对5G、机器人等行业的投资,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信息化和自动化创造基础条件。(2)倡导互联网巨头利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网上办公、网上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期间灵活工作的效率。

3。进一步反思和解决我国超大型市场建设中地方经济的碎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退化。超大型市场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然而,在预防和控制这一流行病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自己的行动,擅自封锁交通道路,封锁货物和人员的流动,一系列导致禁令和反市场一体化的奇怪行为极大地影响了该国恢复生产和经济复苏的进程。少数地方政府官员缺乏适当的责任和行动,为企业重返工作岗位和恢复生产设置了许多矛盾、复杂和复杂的前提条件。批准和盖章的数量进一步减少了健康的政府-企业关系。

4。要防止中小企业并购浪潮及其疫情后可能产生的政治经济副作用,稳定全社会就业,维护中小企业生存的社会条件、法律保障和经济安全。可以预见,在控制和预防疫情蔓延的进程完成后,一批原本在金融和经营上处于“严打”状态的中小企业将会死亡和退出,从而影响到产业链中企业原本健康的运行,影响到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如果政府被迫要求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出手相救,这当然是不恰当的,但如果允许后者兼并和收购大量中小企业,这将为已经猖獗的“进国家,退人民”提供借口。为解决这一难题,建议政府想方设法利用各种金融和金融手段,对原本企业管理规范、产品市场需求因疫情而出现困难的中小企业进行非兼并救济,防止产业组织过度集中和国有化。

5。为了防止流行后可能出现的反全球化趋势,重塑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这一流行病也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测,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将找到办法重建因缺乏比较优势而被放弃的产业联系和类别。这将严重破坏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密切联系是一个解决办法,争取早日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措施。此外,要进一步加强中国沿海地区、东北经济圈和中西部地区国家价值链的建设,在超大型市场中以中国内部经济周期适当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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